历史上三次就业问题都顺利解决，这一次靠什么？找到答案你就找到就业密码了…
据统计，2024年全国总体失业率为5.0%，青年失业率则为14.7%，尽管数据较之前有所改善，但仍远高于公众预期，反映出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。尤为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，加之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历史上最新的记录的1179万，使得就业竞争愈发激烈。智联招聘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本科生就业率不足一半，硕博生更是低至33%，学历与就业机会的“倒挂”现象令人忧虑。
面对这一困境，传统就业蓄水池如网约车、外卖、快递等已趋于饱和。网约车司机数量激增127.33%，而用户规模增长仅44.66%，供需失衡导致司机收入下降。外卖行业亦不例外，高学历群体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复杂性。灵活就业虽成为众多求职者的选择，但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数占比已达就业总人口的27%，且该领域的就业难度也在上升。
国家层面，一系列稳就业、促就业的措施正紧锣密鼓地展开。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“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，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”，通过政府出资的公益性岗位，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基本保障。此举不仅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，更是对就业底线的坚守。
然而，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，还需从增长与分配两个维度入手。一方面，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如新兴起的产业、数字化的经济等，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；另一方面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，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、财税体系优化等，为中小企业减负增能，激活就业市场活力。
中小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，其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。当前，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诸多挑战，国家需出台更多扶持政策，如税收优惠、金融支持等，帮助其渡过难关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展望未来，随着党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，就业问题将得到更全面、深入的解决。从“兜底”到“增长”，从“分配”到“改革”，多措并举之下，中国就业市场有望迎来新的春天。
就业问题，不仅关乎个人生计，更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。国家的格外的重视与紧急应对，无疑为破解这一难题注入了强大动力。我们期待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每一个求职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，共同绘就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美好蓝图。
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就业问题是如何来解决的：第一次是鼓励“上山下乡”，依靠农业，国营+集体的模式解决就业问题。第二次是鼓励“个人下海经商”，依靠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等轻工业和流通服务行业解决就业问题。第三次是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，依靠外向型加工制造和商品出口，大力扶持民营经济，合资企业，外资企业一同参与解决就业问题。
记得小时候，家里的长辈常常会谈起他们年轻时的故事。那时候，国家号召年轻人“上山下乡”，一大批人离开了城市，走进了农村。他们在那里种地、养殖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这样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当时大量的就业问题。现在想想，这不仅是一次就业的解决，也是一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。多少热血青年投身到广袤的土地上，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着共和国的未来。
时间一晃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，那时的“下海经商”成了时代的新宠。确实，那时候流行的可不就是那个词儿嘛，一时间，不管是精英还是草根，都在谈论着怎么做生意，怎么赚钱。那个年代里，个体户和民营经济蒸蒸日上，你能够正常的看到老小区里摆摊的，或是小巷子里开小作坊的，都是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片天地。那时候，轻工业和流通服务行业的兴起，为很多老百姓提供了就业的机会。这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，更是对“为人民服务”最真实的诠释。
到了上世纪末，咱们国家加入了WTO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很多公司开始踏上了世界舞台，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和商品出口快速地发展。这不仅是为中国企业打开了全球市场的大门，也给了无数打工者就业的机会。总之，就是“中国制造、中国出口”这八个字，响彻全球。你看，那些年工厂里的打工族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，让“中国制造”走向世界。
这些变革，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。有人从田间地头走来，有人在商海中沉浮，也有人在生产线上打拼。不管形式怎么变，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慢慢的变多的人找到了饭碗，生活逐渐好转。
说到底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是持续不断的发展和变革。就像老一辈的人下乡一样，虽然苦，但那是一片新的天地。新时代的年轻人“下海”或是走向世界，一样是新的天地。只有不停地改进革新，不断地寻找新的路子，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工作，有饭吃。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吧——劳作，奋斗，自力更生。
跟大伙儿说说我的看法，其实忙忙碌碌一生，不就为了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嘛。现在的我们也在面临就业的挑战，但咱们也不能畏缩。想想老一辈是怎么干的，咱们也该有那股劲儿。现在国家政策也不错，机会也多，只要有点儿本事，在哪儿都能混得不错。大家怎么看呢？咱们评论区里聊聊，互相交流一下各自的看法和经历，也许，你的故事就是下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灵感来源呢！
人口多自然资源少，使得就业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。何时解决了就业，何时社会就稳定、经济就发展。建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就业难题。在改革开放以后，正是市场机制-民营经济-中小企业的模式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只要政策放宽，给中小企业公平的机会，给底层草根创业真实的实惠，民间自有活力，社会亦能长治久安。
谈中小企业的由来首先要从中国的国情谈起。中国国情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人口多。十几亿人口，占全世界人口的22%。相反，中国的自然资源呢？又都很贫乏。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，耕地只占世界的七分之一，主要矿产资源也大都类似。人口多自然资源少，这就意味着就业是个很大问题。
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。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，什么时候社会就稳定、经济就发展；什么时候在这个问题上犯错，那社会形势就会变得严峻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，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没法解决。从建国初到1956年，农民可以自由进城，仅1954～1956年全国就有7700万人进城。但农民进城后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，本来城里人就业就很难解决，再来这么多农民该如何是好？所以从1956年12月至1957年底，中央政府连发九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，出台了严厉的措施，在城市设置收容所，集中遣返进城农民。之后，国家又采用各种苛刻条件、法律手段将农民的居住、生产、生活空间固定化，将就业问题放在落后的农村。
城里情况其实也不容乐观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“上山下乡”就被写进了中央确定的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》，提出了“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的青年，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”。其实（当然）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年青人的就业没有办法解决。在1955年8月1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《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》中指出：“当年暑假全国将有５７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，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。然而，国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……”。自1955年12月发出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号召始，截至1980年年底，25年（来，）中国先后有1700多万名城镇知青到国营农场、边远农村插队、支边。追根溯源，知青上山下乡，不过是当时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、底子薄的国情提出来的一项战略决策。由此可见，就业问题难解决，始终贯穿着建国前30年的整个计划经济时代。
解决就业难题的思路是什么时候转变的呢？这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。我把改革开放解决就业难题的模式总结为这么几个关键词：市场机制-民营经济-中小企业。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开始起步，积极发展民营经济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，以中小企业吸纳大量劳动力，形成一种价廉物美的竞争理念。通过这么一个模式，每个人的力量、每一双手、每个脑袋都可以发挥作用。市场机制实际上增加了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，干什么自己作主，风险自己承担，收益自己享用。人们要想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，就有了奋斗的途径。这不像以前计划经济时代，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微乎其微。再强调一下，正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，能够不断地把每一个人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，并通过不断的自我选择，形成了一个最优的结构。这个最优结构不是通过国家分配和政府计划实现的。
甚至可以说，这30年来的很多成就都是以“成功解决就业问题”为中心散发开来的。随着每一个中国人加入到市场经济中，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中国市场”，一方面创造财富，一方面形成消费，二者互为因果，积极创造了近30年以来的巨大成就和变迁。事实证明，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以安排就业为主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，那么什么时候就成功，什么时候就顺利。
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从农村开始的，具体讲是从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一路走来的。但这个路是很不平坦、很不顺利的。当初小岗村包产到户，一下子在北京各大机关、各大研究机构掀开了锅，人们都在议论这样的一个问题：这个过去被批判的“三自一包”，现在怎么又开始搞了？能搞吗？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？然而讨论归讨论，由于受农民的欢迎，所以私底下包产到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了。
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以后，富余了大量的劳动力，这些人干什么呢？发展乡镇企业!其实乡镇企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。1958年党中央号召实现“人民公社化”，指出“人们公社必须大办工业”，在“五小”企业纷纷兴起的同时，社办企业也有了一定发展。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中国的政策环境开始变得有利于社队工业发展。1970年8月25日到10月5日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，提出：1985年实现“农业机械化”，大办地方农机厂、农具厂，围绕农业办工业，工业为农业服务，就地取材，就地生产、就地销售。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乡镇企业更是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。联产承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，隐形剩余劳动力显露出来，需要就业。更重要的是，政策促进、致富驱动、市场短缺等因素促使农民大胆实践，冲破旧有的观念，利用自有资金、农村资源，纷纷转向非农生产。到1983年全国社队企业约135万个，从业人员3235万人。1984年，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，其范围扩大到乡、村、组等级别，其数量急剧增加到607万个，吸纳的就业人数大约是5208万人。此时农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。
同时在城市，私营经济也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开始萌芽发展。1978年7月3日，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：“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，要逐步减少，以致做到不下乡”。也发表讲话：“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，现在是上山下乡，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，农民不欢迎。四川一亿人，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。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粮吃。”1978年，大量知青开始返城，迎接他们的不仅是不一样的生活，还有严重的就业问题。知青返城无法解决就业，怎么办？北京前门，“大碗茶，二分钱一碗，不好喝，不要钱”早就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解决就业之路，这就是我国私营经济兴起的萌芽。当时国家劳动局、社科院等专家成立了一个劳动就业课题组，专门研究返城青年的就业问题。这个课题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：政府安排和自主就业相结合。实际上，当时国家不给钱，但是给政策，默许人们搞个体摊贩，搞私人饭馆，搞加工厂，等等，我国的私人经济就从这儿开始的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，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把就业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了。
私营经济、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到1989年可算是第一个大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企业大多涉及一些轻工业，食品加工、铁木家具、家具、服装、厨房用品、床上用品，等等。过去一直搞重工业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很短缺，市场需求特别大，这些经济体一起来，就发展得非常迅速。尽管国家不给贷款，甚至有些地方还明确规定银行不能贷款给私营经济，但这没什么，被放松了限制的农民、城市闲散居民开始自筹资金，实现自我发展，以每年10%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。城乡齐头并进之下，整个中国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。在此进程中，政府也支持下海创业，有很多工人自愿辞职下海经商，甚至有很多机关干部也下海。可以说，上个世纪80年代是我们国家经济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阶段，在此阶段基本上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。1989年至1992年这段时间，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潮，我们整个机制又陷入僵化的状态。当时在农村搞什么双层服务体系，企图恢复集体经济，还提出要广泛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社会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……很多地方都已经派工作组了。当时我国的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击，“流泪眼对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”，经营十分艰难，乡镇企业停办，农民收入降低，综合来看，这几年的增长率只有3%左右。
1992年年初，南巡讲话，令整个形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，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。“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，敢于尝试，看准了，就大胆地尝试，大胆地闯。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，不敢闯，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，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。要害是姓‘资’还是姓‘社’的问题。判断的标准，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……”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到，整个改革又被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，继续推进改革，向着市场经济这个目标出发。1993年底召开了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，通过了《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整体性推进阶段。
只要政策放宽，民间自有活力。自1992年以来，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，截止2007年6月底，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万多户，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.8%，其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%左右，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3%。就其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来看，2007年，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突破1.5亿人；2007年初，我国私营企业雇工人数也约达5300万。可见正是中小企业的发展，才真正解决了困扰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就业难的问题。
有些人总认为，中小企业都是些低端产业，产业附加值低。我们的经济重点应该放在一些高端产业上去，这种看法还是忽略了我国的综合国力。我们现在的国力并不强，不强怎么办？不强就要向强走。但向强走是不是就要丢弃我们现在所作的这些东西？不仅不能丢弃，还应当坚持，坚持做大做强，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，形成品牌产品，提高附加价值。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丢弃这些产业都去从事高端产业。一个最严酷的事实是几亿农民进城务工，这些人没有管理经验，没受过专门技术训练和教育，缺乏专业知识，只能从事这样的产业。而他们不进城问题更大，进城则意味着进步。我看过一些文章，有些人就在大谈要积极发展高端产业，要积极进行产业升级……，这些都要做，但不能是唯一的选择，更不能排斥其他产业。
有个经济学家将消费品分为三类：一类奢侈品，高端人群消费的产品；一类享受品，主要面向群体是中产阶级；最后一类是基本品，主要面向草根阶层。人们取得奢侈品时，是脆弱的，有了这么多的奢侈品，何必再去奋斗呢？人们取得享受品时，是温和的，这样的生活还算有滋有味；人们只有在取得基本消费品时，才是勇敢的，才会不断地积极进取。现在我国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了，这是好事，但是千万不能忽视处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提高问题。
我们的眼睛必须盯着下层草根阶层，只有积极为了生存而奋斗的阶层才是最勇敢的。执政不能离开最基层的老百姓，应该让这些人获得实惠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这样社会才会进步，才会长治久安。底层草根如何才能获得实惠？这次危机以来，几千万农民工返乡，那是什么感受？所以要放开，要给中小企业一个宽松的环境；要深化改革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以市场为主导配置社会资源，行政手段调控和法律手段规范。不能挤占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，要给底层民众一些机会，一些具体实在的优惠政策，光有口号宣传是不够的。
宣传解读国家相关就业创业政策，总结先进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经验，宣传就业创业典型人物和事迹，分享大学生就业创业理论研究成果。
就业是民生之本，发展之基。解决好就业问题是全球各个国家、地区、民族和政党都需要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。中国成立以来，特别是执政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，把就业政策提升到国家宏观政策层面，实施稳定就业、统包统配、保障就业、积极就业、优先就业等政策措施，促进就业人口的充分就业、高质量就业，释放人力资本红利，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提供强大人才保障。
建立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的首要任务是巩固稳定政权和完成三大改造。党中央印发《关于旧人员问题的指示》《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》等系列文件提出了“包下来”政策，成立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，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，建立失业登记、失业救助制度等制度，逐步建立“统一管理、分工负责”“统包统配、能进不能出”的管理体制，有效解决了国民政府600万公职人员的就业问题，有效解决了城市人口失业问题，为政权巩固、经济恢复、社会稳定、民生改善做出重要贡献。当然，也因“”出现“劳动力不足和全面就业”的假象，为此通过“精减职工、鼓励返乡”“支农支边”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等政策措施，缓解城镇就业压力。
建立双轨并行的就业政策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、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发展，“统包统配”就业政策的不适应性逐步显现，限制了就业人口的流动，抑制了劳动积极性的调动。为此，党和国家提出“三结合”“劳动合同制”“再就业工程”“双轨制”“双向选择”等就业政策，为集体经济、民营经济和个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，促进了人力资本局部合理配置，有效解决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、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群体的就业问题。
建立积极优先的就业政策。新世纪以来，我国就业政策走向体系化、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发展方向。中央、国务院以最高规格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，2008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颁布实施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等重要政策文件相继颁布，确立了积极就业、优先就业的政策方向，基本确立“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、市场调节就业、政府促进就业”的基本方针，建立了“就业促进”“就业扶持”“社会保障”“就业服务”等就业体系，提出了“六保”“六稳”决策部署，强化地方党委政府促进就业的主体责任。
有效扩大就业规模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和政府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，1949年登记失业人口达到474.2万人，失业率达23.6%。党中央根据社会主要矛盾调整，主动适应经济发展、人口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情况，实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就业政策，促进各类就业人口的充分就业。到2020年，我国就业规模极大扩大，有效解决了就业问题，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。坚持统筹推进就业工作，重点推进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。2020年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党中央高瞻远瞩、精准施策，新增就业岗位1186万人，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2%，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.2%。经过百年艰辛探索，有效解决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就业问题，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。
有效优化就业结构。就业结构是劳动力在国民经济部门、职业类型、城乡地区等数量、比例及其相互关系。就业结构是产业结构、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集中体现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协调性更强。就业人口从第一向第二产业、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不断转移，实行“一二三”分布向“三二一”深刻调整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。同时，就业人口知识结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，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.8年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，与经济社会发展契合度显著增强。就业人口城乡分布深刻调整，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效再就业，城镇就业更加充分，女性就业更加充分、多元。总体来看，我国就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、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未来需要。
有效提高就业质量。就业质量也是衡量就业工作成效的重要价值维度。党和国家积极推动就业工作法制化建设，先后颁布实施了劳动法、就业促进法、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，建立“五险一金”等社会保险保障制度，设立基层就业等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，建立工会等群团组织，开展农民工欠薪等重点专项行动，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。同时，全国就业质量稳步提高，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得到有效改善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，劳动者的获得感、安全感和幸福感显著提高。全国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，成为诠释就业质量的生动写照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航标。
始终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。中国始终都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，坚守初心使命，高度重视就业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稳定就业到“统包统配”制度、“双轨制”和“双向选择”等制度，坚持接续创造、接续奋斗、 辩证扬弃，就业政策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社会建设等密切联系、协同一致，充分体现了中国总览全局、协调各方、全面领导就业工作的政治优势和政治保障，有力推动我国就业政策顶层设计不断完善。新时代要实现更加充分、更高质量就业也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。
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。就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生计，是最大、也是最根本的民生。抓就业就是抓民生，就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自觉践行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。曾说：“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关心群众的痛痒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，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。”长期以来，党和国家不断改革和调整就业制度、就业政策，出台促进就业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完善就业保障制度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“包下来”、文革期间“三结合”、改革开放后的“再就业工程”“以工代赈”以及新时代的“六保”“六稳”等千方百计促进不同群体充分就业，注重激发和调动就业人口的内生动力，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就业的强烈愿望，让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就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、水平。
始终坚持以发展为支撑的实践思路。就业是民生问题，也是经济问题。充足就业岗位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和基础。长期以来，党和国家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的关系，正确处理政府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就业的关系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，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，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始终保持经济高速和中快速地增长，调整、优化和升级就业结构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，民营经济、中小企业成为就业重要渠道，灵活的就业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人口有序流动，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充足就业岗位，为解决就业问题奠定坚实基础。
从始至终坚持科学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。统筹人才培养和毕业就业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，不断调整和完善高等教育、职业教育学科专业，持续扩大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办学水平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有效提高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能力。统筹政府促进和市场推动，发挥市场在就业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功能，坚持市场化就业基本路径，积极发挥政府促进作用，通过税收、金融、社保等政策工具调动各方面创造就业岗位的积极性。统筹城镇就业和农村就业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就业，有效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，实现城乡就业结构更科学合理。统筹国内就业和国际就业，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就业，积极发展劳务出口和劳务贸易，积极推动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。
资深媒体人 凌云华夏春秋传，雄笔史记五千年，山河群星皓月乾，英烈肝胆照人间。将军横刀浴血战，文星拿笔为刃贤。笔耕翰墨绘江山，万篇锦文信仰坚。
